深情是文学出场的理由
——忆著名文艺批评家李万武教授
张翠
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他坐在轮椅上，左手拿着笔，思想的河流在他的指尖游移，那黑色的墨水，仍在颤抖中保持着激情。
2018年5月中旬，锦州作家张桂芝与李万武通话，告诉他北京要举行“高深文学创作回顾研讨会”，万武先生还说要写一篇纪念高深的文章，托桂芝老师带到会议上做书面发言。哪知仅过了二十几天，便传来他病危的噩耗。我从外地匆匆赶到锦州附属医院病房时，他大概已经进入了回望人生的最后体验。2018年6月10日12时18分，李万武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带着他对文学的眷眷深情，永远离开了这个令人爱恨交加的烟火人间。
一个人的心灵对世界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无限大的心灵才能发现世界的大美。万武先生有一颗用读书和写作撑大的心灵，以真诚、深情和良知构筑了独特的诗与远方，也深深影响着后辈学人。
万武先生去世后，先生的文友、同事、弟子纷纷撰写纪念文章，这些真情的文字化作蝶飞或鸟鸣，而不是失声的哭泣，想必万武老师九泉之下也该安慰吧。
李万武老师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文学评论创作上的引路人。1991年我从辽师毕业后分配到锦州师专中文系，时任中文系主任就是李万武。相识的27个年头里，我无数次聆听他慢条斯理、充满智慧的教导。如今先生去与天堂的星光相汇聚，我觉得我应该写下他在尘世的身份与故事。
学 生
李万武的生命旅程里并不是一开始就洒满了阳光的。说来也许你不信，如此赫赫有名的文艺理论专家、大学教授一生却只拥有八年的学生生活。在这可怜的八年中，小学占去了六年。他虽是锦州北镇沟帮子小学最好的学生，但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便辍学留校任教了。这个小学教师一直梦想着考大学。他借来昔日同学的初高中课本，一到星期天就来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中，随便坐在哪一块空地上，就着稀疏的阳光和斑驳的树影，或做代数、解几何，或读历史、背地理，当然他最爱学的还是语文。他最喜欢看文学作品，每看完一篇小说，都怔怔地回不过神儿来。
1955年，他被抽调到县里的一个机关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北镇高中院内。高中正规的学习生活强烈的刺激了他。每天早晨，他看到学生们背着书包三三两两的走进校门，他觉得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幅图画；晚上，他常常伫立在操场上，神往地望着教室里的一排排灯光，他觉得这灯下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真“馋”啊！他更如饥似渴的去抢时间，出门搞调查，坐火车、轮船去南方，他逼着自己一路读书。诱人的江南美景于他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他唯一的记忆是长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我是在长江上读懂的。”这条母亲河的阔大气象无疑激励了这个青年人的壮志。
1958年，他苦恋已久的大学梦总算得以实现。这一年，锦州一下子成立了三所大学，当时已是北镇三中团总支副书记的李万武骗过校长（校长不放他）到北镇教育局去报名，局长吕希和说：“你报工学院吧。”他说：“局长，我最喜欢的是教育。”于是，22岁的他就在这年秋天成了锦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1958年的锦州师范学院当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它处在草创阶段，还很不象个大学，师资力量薄弱，课程体系不完善，而且竟没有一座可供学生阅读的图书馆。然而这里对李万武来说无异于天堂。凡是系里开的课程他都力求学的扎实、深入，如现代汉语，除了教材，他还和一位同窗共同研读了吕叔湘的《语法修辞讲话》、谭正璧的《基本语法》，他的语法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系里没开的课程（如外国文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就自学。学校虽然没有图书馆，但可以凭证轮流到市图书馆去借阅。有一次他想看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没有借到，急得当晚就做了一个梦，他梦中读到了《战争与和平》，它是油印的厚厚的宣传册似的一摞，而他则幻化成一头饥渴的闯进菜园的牛······
那是个火热得过了头的年代。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学校都以劳动为主，李万武无论参加什么劳动都随身带着书，生怕破坏了每天读100页书的计划；但他仍躲不过频繁的文艺演出，他是班里的文艺委员，要负责排练、拿奖，这几乎夺用了他所有的星期日——这该是他自由的读书时间啊！一次演出后他在班里“发表声明”，辞去了文委的职务。看似小小的自私，蕴含着他对学习那种多么特殊的感情啊！“念了一年后，上面通知‘本转专’，当时很多同学都挺高兴，大概只有我想哭。”他后来回忆时仍无限惆怅地说。毕业前夕，同学们都蜂拥去搞勤工俭学，尽管他也很需要钱，却一次也没参加过。晚上，同学们走了，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学得入神，有时连同学们回来了也不知道。他坐得住，他不怕孤独，他是想用这种苦读来挽留他那原本少的可怜的学生时代。
虽然二年的大学实际上只上了九个月的课，虽然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大学生活，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按真正的大学生模式塑造自己。锦州师范学院这二年为李万武的青春岁月打开了一扇视野广阔的窗，将他引领进一个新的领域。
教 师
毕业后，李万武当过机关干部、文艺刊物理论编辑，1984年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他懂得教育的含量，他要把学生时代对学习的那种饱含深情的热爱传染给学生。一个学生如果真心喜欢学习，教育也就成功一半了。
他讲授文学概论课和美学课，讲课声音常常不高，但因其生动幽默而极富感染力，学生上他的课表情往往跟着生动起来。他的考题有时也别具一格，一次考《文学概论》有一道题竟是：本学期文学概论讲了哪些问题？请分单元列出提纲。这显然是在迫使每一个学生对知识进行体系性把握。这种出题方法的好处在一个叫金雪的毕业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金雪后来函授本科，由于某件家务事耽误了复习，可她的《文学概论》却出人意料地得了85分。别人问她：“你根本没看书，《文学概论》怎么考得这么好？”她拍着脑门说：“主要问题都记在这儿了，在师专时李老师底儿打得好。”
1986年，李万武受命担任中文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谋其政的李万武有一句很有李氏特色的“名言”：工作就是瞪着眼睛找矛盾，然后针对矛盾想招法，做工作，解决矛盾。根据前几年追踪调查所得到的反馈信息：“师专的学生不如中师的学生”，“有知识，没热情；有文凭，没水平。”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会同当时主管学生的系副主任杨利辰一起剖析原因，苦苦寻找扭转这种局面的办法。李万武多年来第一次失眠了。有一天早晨，他骑车上班，这个问题仍如幽灵般盘桓：“什么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能力呢？应该是写作，写是综合功夫，不会教学生写作文的语文老师是不懂什么是语文的语文老师，要把学生写的能力首先提上来！”他一路骑车一路想，骑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转弯处，一个词组灵感般跃出脑海：“百篇作文！”他加快了车速······当天上午他召开了全体八六级学生大会，宣布每个学生在校两年内必须完成100篇课外作文的决定。“哗！”下面一时像开了锅，反感的、畏难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晚上他又召开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还是没有人同意。“人的惰性真可怕！”感慨的同时也坚定了执行这项强制性指令的决心。从此，李万武开始充当“暴君”角色，与学生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较量需要付出。作文好不容易写了，一摞摞齐上来，就得一摞摞认真看。为了更好地发现问题，年已半百的李万武大多亲自批阅。他早已没有了班上班下的概念，白天杂务多，就晚上拿回家静心看，看到好的作文他每每会赞出声来。夜半的灯光和寂静中的火车鸣笛声不知陪伴他度过多少个这样“义务献工”的夜晚。较量也需要“技巧”。第一批书写百篇作文的本子是他亲自到商店订购的，封面上是一株株翠绿挺拔的白杨，很高档，很精美，面对这样的笔记本，是谁也不好意思在上面乱写乱画。这只是“小技”，最重要的措施是举行百篇精品朗诵会，大张旗鼓地树典型、推明星。一次举行高小凤、李立新百篇精品朗诵会，他提前赶到教室检查会场布置，发现黑板上作者的名字不够大，就幽默地说：“我们的明星还不够亮嘛，名字要写得大大的。”于是高小凤、李立新两个大大的名字占了大半幅版面。在这场朗诵会上，他还请来了电台、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傅强、路平、晓峰配乐朗诵两位小作者的作品，这恐怕是高小凤、李立新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而正是这个冬季的雨雪天，让李万武在回家的路上一连摔了三个跟头，居然没有伤着筋骨，他风趣地说：“这是一次体检。”
随着量的积累与质的升华，学生逐渐对百篇作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浓厚的热爱，养成了坚持写作的良好习惯。大批学生通过百篇作文的写作，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了文化心理结构，显示了过人的才华和思想深度，以新的自我价值和形象获得别人的承认。每个学生离校时，十几万字的百篇作文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劳动成果，是最值得珍视的师专生活纪念物。有一位女同学曾把自己的百篇作文带回家去启发教育弟弟，不幸在乘车返校途中丢失了，她大哭了一场，病了两天，随后又振作起来，买来更高档的本子，从头写起。李万武后来在一篇教学论文中写到：百篇作文是学生磨练思想、磨练笔锋的浩大工程，是人品才干自我矫正、自我提升的道德长跑，是反映由幼稚、平庸走向成熟、成才心灵历程的一面镜子。这样的自我评价是绝不为过的。
其实，“百篇作文”只是李万武酝酿的素质开发工程的一个“常项”。每当他眼睛红红的来上班，副主任杨利辰就说：“今天又有新节目啦！”的确，夜里失眠的结果就是新的能力训练计划一项一项出台：格言演讲犹如每天点亮思想的灯盏，点滴滋润，天长日久，不仅训练了口语表达，也启动了理性思考，对于人格塑造也有着深远的意义；“系刊壁报”像一朵朵含苞欲放的春花，引得外系师生驻足，《北国草》、《青鸟》、《朔风》、《玉壶冰》、《理性之光》···这些美丽的刊名里凝聚着学生自我雕琢的劳动心血，装载着学子们的思想与才华。还有时事报告会、教法研讨会、朗诵会、读百部书活动······无一不展现了全系学生在思想学业方面勤奋进取的累累硕果。
教育是一柄神奇的魔棒，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魔术师，就能按动学生人生的总开关。李万武正是找到了学生人生的总开关，高扬起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而铸造他们稳固的专业思想和敬业精神。那几年的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迅速崭露头角的越来越多，已成为一种趋势。他们把在校时自己接受过的融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活动和专业能力训练为一体的招法创造性地移植到自己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很快使工作出现色彩，被人注意或承认。1991年，兴城市举办全市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比赛，参赛中不乏名牌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结果最后进入决赛的三名选手，竟然全是刚刚毕业一年的锦州师专中文系九O届毕业生，他们已经成为兴城教育界有相当知名度的骨干教师。一位在校时学业和能力居中等的学生分配到外市教育中心附中，被当地教研员称赞为很像个“老”教师，到任不久就被任命为语文组组长。由于工作需要而离开教学岗位的毕业生在新岗位中干得也很出色。一位当年在锦州小有名气如今已是央视资深记者的曹一兵深情地说：“我从不讳言我是锦州师专中文系的学生，我现在所有的优势都是中文系给我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听到出自学生这样的语言，是有资格骄傲的。
一般来讲，大学生对系主任的印象很容易抽象，但在锦州师专中文系显然不是这样。也许因为师专学校小，也许由于他的工作方法特别。他善于表扬，善于点燃一点照亮全身，一些毕业生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李主任表扬出来的。”就连曾被他严厉处分过的学生离校时也说：“李主任，我恨不起来你。”中文系的毕业生没有办法忘记李万武，他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深深埋进学生的心灵里。
学 者
李万武常爱说起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到教委去办事，党委书记林佩珍看见他：“哟，评论家来了！”李万武开玩笑说：“其实，我是一位好教员，社会却只承认了我的业余爱好。”这只能说明他极看重自己的教师角色。事实上，由于他在学术领域取得的卓著成就，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他定位于作家和文艺评论家。
他搞文艺评论是在四十岁以后。大约有了长期的积累，起跑虽然比较晚，起点却比较高。他寄出的第一篇论文就被编发在当年《辽宁日报》纪念《讲话》专版的头题位置上。1983年，他去千山参加辽宁社科院文研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会上曾为自己提交的论文有较多引述而脸红，而会后竟被《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主任任惜时同志用电话叫到沈阳，与他定稿那篇《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准备在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时发表。任编辑对他的文章能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说话”非常欣赏。又过些时候，他带着几乎用半年时间写就的论文《论列宁对托尔斯泰使用的批判标准》去厦门出席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年会，一回到家就收到了《天津社会科学》编辑部李传琅的用稿信，接着这篇论文经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秘书长李中一教授推荐，由中国人民大学蒋培坤教授经手收入《马列文论研究》。后来，此文又在辽宁省文联首届文艺理论评论腾飞奖评奖中获二等奖。“我个人总以为，我的文艺理论写作的真正起步，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这之后，他选择了文艺批评这朵带刺的玫瑰作为他的生命载体；这之后，他每年总要抠出几篇文章来才算对得起自己。他一发而不可收……1993年，他出版了文艺理论文集《为文学寻找家园》（沈阳出版社），1995年与另一位同志主编了《文艺理论新编》（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并撰写了其中第二编——“文学作品论”，还在《人民日报》、《求是》、《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作品与争鸣》、《中流》等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参编了《文艺美学词典》、《马列文论导读》、《美育论纲》、《审美教育学》等论著数部。
在摘取文学成果的时候，是需要缴纳“税金”的，这就是要付出一般人所享有的闲适、快乐和平静。他既从事一线教学，又在行政岗位上，如果他和平常人一样看电视、打麻将、侃大山、喝酒、品茶，那他还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心境？他只能残酷地榨取自己的油，只能把一份时间掰成几瓣儿使用。无论风雨寒暑，无论每天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挤一点时间留给读书。“读书不断才能科研不断。”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他读书读得很细致很认真，上面涂满密密麻麻只有他自己才懂的各种符号，那里面跳跃着被撞击的思考与灵感的火花。一到节假日，他便如老僧参禅般全身心沉浸到创作状态中，写写停停，修来改去……思路滞住了，他就到楼前的野地里去挖野菜，采蘑菇，或到自家的菜园里弄锄，大自然往往帮助他捡拾回思路。他也有很多文章是在火车上写的。一次去大连开会，上车后他发现自己有一个临窗的座位，不禁窃喜，立刻拿出专用的硬壳笔记本和铅笔放在小桌上。列车启动了，他时而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思索，时而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坐在对面的青年农民很奇怪，忍不住问他：“你是记者吧？”他笑了笑算作回答。车进大连，他的文章草稿刚好完成。这篇论文就是后来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我看当代文坛上的“性”冲击波》，于1987年同时发表在《文艺争鸣》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并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笔者于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在图书馆翻阅《文艺争鸣》，看到这篇文章被圈点得热热闹闹，还打起了笔墨官司。有曰：“放屁”，有曰：“放屁者放屁”，可见这篇《冲击波》还真震荡起不少冲击波来。李万武自己也讲了一件关于这篇论文的趣事。他到庐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一些同志不认识这位“关东大汉”，就互相询问，一人说：“就是写《我看当代文坛“性”冲击波》的那位。”“哦！”众人顿作恍然大悟状。李万武半自嘲地说：“我这篇文章的知名度蛮高的！”李万武很多知名度蛮高的论文如《艺术——无法走向商品化的商品》、《人的本质力量在通往美和人类审美活动的道路上》都是在火车上写就的。
一次一位老朋友神秘兮兮地问他：“老李，你是怎么和编辑搞好关系的？”李万武这样回答：“我从文章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和读我文章的编辑辩论，逼着他产生一种追读的愿望，只要他老老实实把这篇文章读下来，这关系就有门，下次照办，关系就成了。”李万武把这归结为小人物心理，他总是担心翻阅他寄去的稿子的编辑们，一翻看通讯处和署名脸上就升腾起鄙夷的神色“这地方还有人吗？”然后用满是挑剔的眼光看最初的几页文字，随时准备弃读。所以他对论题总是反复琢磨，对论证总是反复推敲，力争在文章中不出现一句没有份量的话。他是以文章本身沉甸甸的质量征服编辑的。他在我们这座不大的城市一所谈不上有什么学术知名度的市属专科学校教书，深知学术氛围不够浓厚，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所以他格外珍惜去全国各地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他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带论文决不出席。在会上他虚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认真阅读每一个人的论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都受到刺激，发现自己一大堆不行，回去后就愈发努力。”正因为他的谦虚和勤奋，他每年都能有高质量的新论文出手。
说到参加学术会议，李万武是很感谢他工作过的锦州师专的领导的。他至今念念不忘这样一件事。在昆明举行的一个重要学术会议邀请他去，李万武有点犯难，就去找当时的党委书记王纯文。王纯文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什么杂志，听过他的陈述后，热情地说：“去吧！”又问：“坐过飞机没有？”他说：“没坐过。”王书记沉吟片刻啰嗦了一句：“这回你坐一把，上北京去坐，大机场安全。”他以为此生只能站在地上看天上的飞机，坚信那里不会有他的座位，听书记这么一说，差点掉泪。王书记笑呵呵地把手中拿的杂志推给他看，原来看的恰好是《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他那篇《关于“文艺接轨”的议论》。他紧紧握住书记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到了昆明，他对《求是》杂志的两位副主编讲述了上面的情景，问他们这像不像共产党的书记？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像！”后来这篇《关于“文艺接轨”的议论》获得了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李万武得过很多奖，但他最看重这个奖，他把这看作是党的鼓励，“党又满意了我一回。”他欣慰的说。
有人让李万武介绍学术经验，李万武说我的经验很简单：哪里有争论到哪里去。内蒙古师大的刘文斌教授曾撰文《在论争中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一期“文艺批评家研究专栏”）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的确，李万武的许多文章都是在文坛有“严肃文学危机”的惊叫之后写出的。随着国门的打开，一些人从信仰的巅峰一下子跌落到个人至上的茅草地而却以为是羊绒毯，一时间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几乎成为一种时髦。李万武不媚俗、不趋势，面对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鼓噪，奋起据理力争，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可贵的理论勇气。他的论著不仅理论见解精辟，其高超的写作艺术也常为人称道。他的文章很少端起理论的架子。语言机智、幽默、鲜活，文中常巧妙运用描摹、比喻、借用、反语、归谬等写作技法，使他的文艺论著寓庄于谐，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读他的文章，我时常想，将复杂说得简单，将简单说得复杂——这恐怕永远是真假学问家之间区别的不等式。李万武正是以这种明显的区别站在大于号的这一边。
李万武一直如一张满弓。退休后这张老弓射力不减，反而更加苍劲、浑厚。由于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他的学术成果愈加丰富，质量也更高了。1997年12月于《文艺报》发表的《对现实主义的想念》被称作是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的“准总结”，许多同行看过此文后拍案叫好，《文艺报》主编郑伯农赞他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前市文联主席高深打趣道：“老李，你是老来练出新拳脚啊。”一位过去和李万武交流不多的青年评论家兴奋不已，打来电话聊了好一阵感想，并把自己刚刚出版的论著赠给他，扉页上写的赠言是：“百草园里陶令老，文坛深处常探锄。”是啊，“陶令老”离儒林虽远，却割不断“尘缘”他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退休不但没有使他淡化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反而老而弥坚，从容地关注着文坛的风云变幻，紧密地追踪着文学的奔流轨迹。2000年他又推出了一本新著《审美与功利的纠缠》， 这本书面世后，反响很大，多次再版。
2006年《与锦州文坛相遇》温热出炉。他对家乡文坛投注了温暖和柔软，既充满热情的鼓励，又带着善意的挑剔；既有默默无华的给予，又有快意文学的分享。他与锦州文坛的相遇，就是一种地方文学史意义的梳理和建构。高深先生评价他，为张扬家乡文学盛况倾情尽力，既有慧眼又有胸襟，既有品格，又有担当。
2007年《为文学讨辩道理》闪亮登场。他对文学的失态、批评的“失语”报以冷睿的审视，在审视里为文学讨辩着道理。而这冷眉冷眼乃至絮絮叨叨的讨辩背后是他对文学的一怀深情。深情是爱，深情是责任，深情是执著，深情是勇气。深情是万武先生心中美丽起舞的隐形翅膀，使他本也可以平庸枯燥的生活充满梦想，于是他携批评出场，不停地去寻找、纠缠、相遇、讨辩……在不断开拓自己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批评家虔诚渴望提升人性所展现的悲悯情怀。
左手奇迹
2012年的春天，李万武像往常一样去北湖公园散步，回家途中忽然感觉左腿不大得劲，他暗叫一声：这下坏了！病来如山倒，他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出院时身体依然动不了，吃饭都得靠老伴喂。听到他得了脑血栓的消息，我很惊讶。因为老人家热爱劳动和运动，是个经过风浪、性格达观、善于调节自己身心的人。记得他经常和人开心地说：“现在我被朋友们戏称抓两头儿。一头是这里”，他指指头说：“我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日记，是为了练脑。”一头是这里，他指指脚，“我每周都要到教育局老干部活动室打一场乒乓球，每天都要到菜园里劳动一会儿。”前些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拜访时，他还带我们去他的菜园翻地，还说等丰收了，就不用买菜了，来他家摘纯绿色的蔬菜。怎么会病了？
一个鲜活灵动、对自己身体充满自信的人突然躺在床上不能自理，那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对于智者来说，会有足够的心力和勇气来对抗命运与疾病。“我的脑袋没作废，这是上天垂青我。”他对老伴儿幽默地说：“这下我可有的是时间想事了。”
关于“泛文学化”的问题，他开始往文学的根部和深处掘进。他认为，踢翻了文学门槛，躲开了文学维度，文学获得了“拓边”和“扩容”，这种无边界的“泛文学化”实际是文学向非文学的大踏步退化或异化。可真把这些思考落实成文字，对已右半身瘫痪的李万武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老伴孙玉珍的精心照料下，他慢慢地能够稳稳地坐起来了。轮椅的高度不太适合写字台，厨房里的餐桌倒正相当。每天早上九点，老伴推着他来到餐桌旁，轻轻将他的左手放到桌子上，帮他摊开稿纸、握好笔，开始了一天的写作。写一会，眼睛疼了，手酸了，就要躺回床上休息。有时思路断了，他也很懊恼，也会发脾气，是老伴儿轻言的哄劝才让他平复下来。他内心的火焰总是能被一片辽阔的湖水收藏。他的老伴孙玉珍给予他的，不仅是生活上的悉心照顾，更有精神上的陪伴与抚慰。密密麻麻、歪歪斜斜、难以辨认的手稿都是孙玉珍一字一句誊写，再让儿子去打印出来，然后老两口再一起校对、修改。很多人都对两位老人伏案工作的一张照片记忆深刻，琴瑟和鸣的温馨画面令人敬重又羡慕。
《“泛文学化”与无门槛的文学繁荣》两万多字的长文刚一杀青，就被《粤海风》、《秦岭》、《新地》（台湾）、《建言》等杂志先后推出，还被原《求是》杂志副总编刘润为先生挂在一家文化网站上，把标题改成《一群没有文学DNA的文学大家们》，许多相熟和不相熟的人读到这篇文章，热议纷纷，很是轰动。大家都说：“这是左手创造的奇迹！”
诗人贺敬之看到李万武重病又出力作，感动不已，特意将自己的首部古体诗集《心船歌集》邮寄过来，以表慰问。青年记者李昭昭撰写的采访稿《李万武：文化不苦旅，笔耕亦不辍》以整版篇幅刊发在2015年7月25日《锦州晚报》上，他左手写作的故事在那个夏天感动了一座城。
2017年5月，在夫人的协助下，近30万字的新著《“泛文学化”与无门槛的文学繁荣》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奇迹般面世了！李万武深情眷眷于中国做派，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针对文坛真问题，拿出真勇气，发出真声音，做出真批评。他思想有朝气、语言有锐气、做人有底气，抱着病重的身体为他的文学理想大声疾呼，呼唤文学的“难度”和真善美的在场。他敢于亮剑的姿态，哪里是病人，分明是手持利器的铮铮斗士！人们敬服有加，赞叹曰：“老李飞刀”，果然宝刀不老！
患病期间，他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老学生时常来看望他，他思路清晰、表述幽默，仍然慢条斯理、谈笑风生，缓慢中不乏犀利，轻松里蕴含厚重，总是能给人带来从内到外的震动。孙丹林、张桂芝、赵振新、张国岩、石颖等常来家里和他交流；高深、周景雷、韩春燕、孙春平也和他时有电话往来；锦州作协的同志李铁、李见心、安勇、王强、杨家强等每到年节前去慰问探望；一些老学生会在教师节送去鲜花给他带来惊喜和感动……
他曾工作过的锦州师专中文系一直将他视为瑰宝和骄傲，将他的家作为另一个课堂。我任中文系主任后，多次带领系班子成员、党员老师和文学社的学生去他家请教、学习。老主任十分关注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成长，每次都会深切叮嘱他们读书和写作，强调阅读对人灵魂的滋养，写作对人精神的延展。斗室之间，往来问答，天地大论时时熠熠光彩，照耀后辈前行的路。
没有谁能躲过生命尽头那片虚无的白。最后的九天时光，缓且慢，一粒一粒从医院的屋顶漏下来。老伴儿孙玉珍紧紧执着他的手，刚考上研究生的孙女低泣着唤他，解大超、周志龙、霍洪峰、郭江、王冶、王永成等学生在病房内默立着。一代名师，人所景仰；巨星陨落，学子椎心。传道、传业、传文章，恨苍天太绝情，岂堪此后，大笔抡才谁与在？是师、是友、是长辈，叹翰墨何凄厉，永诀今朝，先生驾鹤自西游。哀哉痛矣！
先生去世后，我每次上班路过他家那幢绿色高层时，竟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他以前住过的位于文昌里的老房子，眼前总是浮现那间很有特点的书房——靠窗的写字台上有序无序地堆放着书籍、来往信件和各种文艺理论杂志，使得原本硕大的台面留给主人的“领土”颇显局促。一个样子极普通的笔记本摊开着，上面勾勾抹抹、圈圈点点之乱超出了我的想象力。靠墙是一排排厚重的书架，书多面貌“陈旧”，似翻过很多遍。另有一报架置于其旁，至少挂有五六种报纸。书房的窗外是一片自家耕种的菜园。清风徐来，书香盈室，青翠满园。
“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李万武偏居辽西一隅，却在这里远眺文坛风景，携文学深情出场，走过坎坷、艰辛、寂寞，也不乏温馨、生动的别具一格的一生。
